原標題：史海揭秘|古代也有“律師”

　　在現(xiàn)代，律師是維護正義、解釋法律、保護公民權利的關鍵人物。那么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古代，究竟是誰在承擔這份職責呢？

　　盡管現(xiàn)代意義上的律師屬于舶來品，但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成文法的頒布，類似于現(xiàn)代律師的“訟師”就已經(jīng)興起，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指導民眾進行訴訟并撰寫訴狀。據(jù)已有史料記載，春秋末期的鄧析可以算是“訟師祖師爺”，《呂氏春秋·離謂》云：“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褥袴。民之獻衣、褥袴而學者不可勝數(shù)。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可見鄧析不僅事實上開始代人訴訟，而且收費也相當“親民”。

　　秦以后，因社會、文化等原因，“訟師”的生存空間一度被壓縮。直到唐代，隨著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社會風氣的兼容并包，“訟師”行當迎來又一發(fā)展時期。以至于官府為了遏制“斗訟”的風氣，管控部分“訟師”擅自在訴狀中增加內容以及誣告等行為，出臺了相應的處罰條款。《唐律疏議·斗訟》記載：“諸為人作辭牒，加贈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贈罪重，減誣告一等。”

　　兩宋時期“訟師”職業(yè)迎來了“黃金時代”。這個時期不僅從業(yè)人數(shù)激增，而且民間首次出現(xiàn)了教人撰寫法律文書的教材。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侮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時，被官府承認的合法執(zhí)業(yè)機構也出現(xiàn)了。宋代李元弼所著的《作邑自箴》記載：“寫狀鈔書鋪戶，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識，自來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軍（扌東）放。”這一點對“訟師”行業(yè)的職業(yè)化十分重要，因為在宋代以前，民間“訟師”們幾乎都是以個人名義進行代訟活動，很難形成行業(yè)規(guī)模，尤其是在官府的刻意壓制下，極難在全社會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力。

　　“訟師”行業(yè)的發(fā)展在元代遭遇低谷，而到了明清時期，由于封建專制發(fā)展至頂峰，官府對“訟師”這種代表民間權利的職業(yè)打壓愈重，甚至專門給“訟師”設立了“教唆詞訟”的罪名。《大明律》記載：“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若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見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詞狀而罪無增減者，勿論。”《大清律例》更是在其基礎上以嚴懲“訟師”為宗旨，制訂了十余條例文。但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訴訟觀念被民間百姓廣泛接受，“訟師”們深度參與到各類助訟活動中。于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現(xiàn)了，盡管官府層面一直在嚴厲打壓“訟師”們的活動，但百姓們的訴訟熱情卻不減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