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儒家學者用文獻典籍來擾亂法治，游俠用武力違反禁令，但是國君對儒生和游俠都以禮相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原因。觸犯法律理應治罪，但儒生卻因為精通典籍而被官府任用；觸犯禁令理應誅罰，但游俠卻因為敢于刺殺而被私家豢養。所以法律所反對的，卻是國君所任用的；官吏所懲罰的，卻是國君所豢養的。法治反對的和國君采取的、官吏懲罰的和國君豢養的，四者相互矛盾，又沒有固定的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在世，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所以踐行仁義的人不應該被贊揚，贊揚他們就會妨害事功；精通典籍的儒生不應該被任用，任用他們就會擾亂法治。

　　【品讀】

　　韓非的局限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家和墨家在當時影響很大，儼然是天下的顯學，而其主張又與韓非的法治思想背離，所以被他嚴厲批判。這里所說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就是針對儒、墨兩家所說的。墨家的問題暫且不說——游俠就是其流弊之一；就學派及思想的影響力而言，儒家學派可以稱得上是顯學中的顯學。孔子去世之后，孔門弟子不斷分化，“儒分為八”，在學派內部衍生出了各種流派。韓非的批判就是針對孔子及其后學展開的。

　　為什么說“儒以文亂法”呢？韓非說“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他舉了個很典型的例子：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就去給官員舉報了。結果楚國的令尹說：“殺之！”認為直躬盡管耿直忠心于君主，但對父親而言卻是大逆不道的。這就是，“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同樣，魯國有人跟從君主作戰，三戰三敗而逃。孔子問他原因，回答說：“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孔子認為這是孝道，所以推舉提拔了他。這就是“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所以說，令尹誅殺了直躬，楚國的奸邪之事就沒有人舉報了；孔子獎賞了逃兵，魯國的民眾就容易投降逃跑了。這就是上下之間利益的根本差別。“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法治錯亂到這樣的程度，難怪韓非感嘆，即便是有十個像黃帝那樣的圣人也不能將其治理好。

　　韓非所說的“文學”，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文學，而是指詩書禮樂等儒家的文獻，“文學者”也就是指那些研習儒家典籍的人。韓非對其表示出很大的反感，一再說他們是亂法無用，將其與那些長于縱橫辭辯的“言談者”、游俠一類的“帶劍者”、逃避兵役的“患御者”、以及從事工商之事的“商工之民”，一起指斥為“五蠹”，并且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這些都集中體現了韓非反對亂俗、強調法治、注重耕戰、主張富國的核心思想，在當時無疑有著積極的、進步的意義，今天也是值得重視的。

　　不過，韓非由此而反對一切的“文學之人”與“言談之士”，甚至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提出廢除禮儀教化、禁絕文獻典籍，完全回到“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及鼓勵攻戰、崇尚勇力的狀態，這顯然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了，也為后來專治、集權的“反智”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大局限。（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