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所以禍亂國家的風氣是：研習儒家典籍的人，稱頌先王之道，憑借仁義道德進行說教，講究儀表服飾又修飾言辭，用以擾亂當時的法治，動搖國君實行法治的決心。那些四處游說的縱橫家編造謊言，招搖撞騙，借助別國勢力以謀取個人私利，卻把國家利益棄置一旁。那些游俠刺客，聚攏門徒部屬，標榜氣節，用來彰顯聲名，卻觸犯國法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依附在權貴豪族門下，用盡財貨賄賂，借助權臣托情，逃避戰爭的勞苦。那些商人和手工業者，制造粗劣的器具，聚積奢侈的財貨，囤積居奇，等待時機，從農民身上謀取利益。這五類人，是國家的蛀蟲。國君如果不消滅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蓄養剛正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滅亡的國家，地削國滅的朝廷，也就不足為怪了。

　　【小識】

　　“五蠹”與“六虱”

　　《五蠹》是《韓非子》中的代表性篇目，也是韓非全面論證其法治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圣人治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這就是韓非的根本主張。要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首先就要確立法治。

　　不過韓非也十分清楚，法治思想在制度層面的確立只是第一步，而法治的長久實行，其實更在于對制度的維護和保障，在于消除那些法治的危害者和破壞者。危害者有哪些呢？韓非將其歸為五種，稱之為“五蠹”，“蠹”就是蛀蟲，具體包括那些研習儒家典籍的“學者”、長于縱橫辭辯的“言談者”、游俠一類的“帶劍者”、逃避兵役的“患御者”以及從事工商的“工商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學者疑法、言談者謀私、帶劍者犯禁、患御者逃避徭役、工商之民舍本逐末，其思想、行為無一例外都與法治矛盾對立，治理國家如果放任此“五蠹”而不加清除，“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其實早在《商君書》當中，就已經提到過這個問題了。《商君書•去強》篇將破壞法治的行為稱為“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就是說，農民、商人、官吏這三種職業，如果缺少法度約束和管理，就會衍生出相應的虱害，農民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就會造成糧食歉收；商人販賣好看稀奇的物品，就會破壞耕戰政策；官吏營私舞弊，就會使國家公利盡失。這就是商鞅所批判的“六虱”。《商君書•靳令》亦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為“六虱”。

　　將《商君書》中的“六虱”與《韓非子》的“五蠹”聯系起來看，商、韓的主張明確可見，那就是反對一切對于法治無益、甚至背法亂治的人和事。從“六虱”到“五蠹”，內在的精神一脈相承。

　　韓非之所以如此嚴厲地批判“五蠹之民”，是因為他們與有益國家的“耿介之士”是互不相容、完全對立的，所謂“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在韓非看來，一個國家想要富國強兵，其理念和行為一定要統一，絕不可彼此矛盾。可現實卻往往不是如此：“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這就是韓非所批評的“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正是國家治理中的大忌。（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