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刑罰重，賞賜少，這是君主愛護百姓，百姓會拼死去立功求賞；賞賜多，刑罰輕，這是君主不愛護百姓，百姓就不會拼死去立功求賞。賞賜出于國君一人，這個國家就無敵；賞賜出于兩個人，軍隊就只有一半聽國君使用；賞賜出于十個人，百姓就不再守護自己的國君了。用嚴厲的刑罰使臣民了解法制，用重要的法律去指導人們行動，對國君很有利。施行罰，對罪行輕微的用重刑，犯輕罪的就不會出現(xiàn)，重罪的人更不會出現(xiàn)，這就叫用刑罰去除刑罰。罪行嚴重如果用輕刑，犯法的事就容易發(fā)生，這叫做用刑罰招致刑罰，這樣的國家必定被削弱。

　　【小識】

　　小過不生，大罪不至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當中評價韓非的思想是“其極慘礉少恩”，太史公為何發(fā)此議論？其原因與韓非“重刑少賞，以刑去刑”的思想恐怕是分不開的。

　　在韓非的思想當中，刑與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他認為，君主統(tǒng)治國家應當施用重刑，以此讓民眾完全遵循法令。重刑之下，法令的威嚴盡顯；輕罪重罰，民眾因畏罪而不敢犯小過，從而避免人們犯重罪，這就是殷法“刑棄灰”的道理。正因如此，韓非認為明主不可以太仁愛，《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中成歡給齊王進言：“王太仁，太不忍人。”忍，就是殘忍。“不忍人”就是君主太過仁慈，對人狠不下心來。“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刑罰輕省致使法令的權威和君主的威嚴受到侵害，于是，犯罪行為接踵而至。《內儲說上七術》中講過一個故事：鄭國的政治家子產臨終前告誡繼任者游吉，一定要“以嚴蒞人”。結果游吉繼任后，不愿嚴刑治國，導致鄭國的青少年“相率為盜”。這正是刑罰輕省不足以治國的典型案例。

　　韓非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觀念，最根本的是他對于人性和君臣關系本質的深刻認識。韓非繼承了荀子“性惡論”的思想，他認為人性的特點是趨利避害，因此所有的人際關系都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要想讓臣民對國君心悅誠服而又毫無功利目的，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君臣關系好比商業(yè)買賣關系，“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家庭之中，父母對子女尚存“計算之心”“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更何況君臣之間呢？因而，君主應當抓住人的自私本性與貪賞畏罰的心理，重刑輕賞，以刑去刑。

　　韓非的重刑思想與商鞅是一脈相承的。《內儲說上七術》記載：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小過不生，大罪不至”，道理講得很清楚，商君、韓子也看得很明白。《韓非子》中反復說“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歸結起來一句話，就是“重刑少賞，以刑去刑”，這才是商、韓之間一脈相傳的“不二心法”。（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