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總是有風險的。正因為有風險，才需要擔當。凡是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我們就要事不避難、義不逃責，大膽地干、堅決地干。

　　——2021年9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事不避難”語出《后漢書·虞詡傳》：“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虞詡是東漢名將，為官清廉剛正。漢安帝年間，朝歌一帶遭到叛匪數千人連年聚眾作亂，州郡無法平定。當朝廷派虞詡去朝歌當縣令時，虞詡的朋友都替他擔憂，他卻坦然答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義不逃責”，早在《論語》中可見類似表述：“見義不為，無勇也。”所謂“義”，指為所當為，既是正義，也是義務。“事不避難”與“義不逃責”連用，意即面對艱險，合乎道義就不畏懼，要當仁不讓地擔負起責任。

　　“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體現了迎難而上、敢于擔當的優秀品質，它深深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既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情懷信念；又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知難而進；更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堅定勇毅。

　　擔當精神一個顯著的本質特征就是敢于斗爭。需要擔當的任務往往急難險重，需要直面的問題往往艱巨復雜，然而正是由于艱難，更可見擔當的可貴。公元753年，顏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平原郡屬河北道，是安祿山的管轄范圍，而此人早就蓄謀反叛。顏真卿一到任上，就察覺大事不妙，于是暗中備戰，借口防洪防災需要，派人疏浚河道、高筑城墻、登記壯丁、囤積糧草。后來，安祿山在范陽起兵造反，河北二十四郡官軍幾乎都嚇破了膽，降的降，逃的逃。只有顏真卿站了出來——他治下的平原郡，頑強抵抗，還聯絡了周邊17個郡，趁安祿山長驅直入、后方空虛之時，同時起兵反抗，極大地扭轉了安史之亂初期的政局。

　　“事不避難、義不逃責”，是有擔當的仁人志士對自身的要求，往往會因為滄海橫流而更顯光輝。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但黨的一大仍然明確把“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廢除資本私有制”寫入黨綱。大革命失敗后，血雨腥風之中，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共產黨人挺身而出，組織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其他武裝斗爭，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解放戰爭中，面對中國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大決戰，雖然敵我力量懸殊，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敵、奮然而起、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最終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一個個重大歷史關頭，面對種種不利形勢、重重困難考驗，中國共產黨人哪怕有一次退縮或放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就難以想象。

　　毛澤東在長征期間寫下《十六字令·山》：“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如同挺立在天地之間的一座大山，在民族危難、人民困厄之時，永遠會挺身而出，成為民族的脊梁、國家的棟梁、人民的靠山。

　　今天的黨員干部，雖不再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時刻面對鮮血和死亡，但同樣把擔當挺在了一場場硬仗里。疫情防控中，他們逆行出征、挺身而出，治病救人、嚴防死守；洪水來臨時，他們肩扛沙包、晝夜搶險，為人民筑牢堤壩；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一線，他們進村入戶、苦干實干，為貧困戶拔除窮根、謀劃發展……他們用知重負重、攻堅克難的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赤誠。

　　馬克思曾指出，如果斗爭是在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么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要做好工作都要擔當作為，改革越到深處越要擔當作為。當年挺進藏北解放阿里的“人民功臣”李狄三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什么叫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向黨要副擔子挑在肩上的人。”

　　黨員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要將“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樹立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無論什么時候，凡是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就要大膽地干、堅決地干；該擔的責，就要挺身而出、迎難而上，冒著風險也要擔。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贏得民心，贏得時代。（ 作者 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