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4月12日，馬克思在一封信中提到巴黎公社運動：“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這種英勇奮斗的范例！”

　　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中如何把握歷史主動問題一直是馬克思重點關注的內容。

　　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概念。在文章結尾，馬克思總結式地提出問題：“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在于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高呼：“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這里，馬克思提出歷史主動的主體歸屬這一根本問題，看到了無產階級在掌握革命主動中的關鍵性地位。

　　把握歷史主動作為一個永恒實踐課題，不能忽視主體的物質實踐性。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的前提是使人“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來轉動”。馬克思在1845年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將這一觀點提升到哲學高度：“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他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些論述成為無產階級在革命實踐中“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科學思想武器。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演進和主動性的發揮有其特定的存在和運動方式，把握其中蘊含的內在規律雖不能“跳過”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卻能縮短和減輕共產主義“分娩”的陣痛，使無產階級達到自己的革命目標。1847年恩格斯在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綱領草案中明確表示，共產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創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可以看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是把握歷史主動的重要原則。

　　馬克思曾經將黑格爾“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命題改寫為“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這意味著并非任何一種哲學都能把握住時代精神。只有徹底的哲學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在于人本身，即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質。在揭露“封建的社會主義的虛偽”時，他曾以幽默筆調描述道，“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這一話語背后深刻地闡明了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價值立場和邏輯起點。

　　正是對歷史主動的深刻思索和革命行動，使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對中國社會發展運動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分析預見上，有了更為直接的斗爭經驗。

　　在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國作為一塊“活的化石”，具有“一切東方運動的共同特征”。1850年，他們在一篇時評中說道：“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于黑格爾哲學一樣……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里長城……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在這段言簡意賅的文字中，他們以主動的歷史預見，對中國社會主義前景及其實現進程作出了深刻展望。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運動與歷史上其他一切運動的本質區別在于，它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循著這一原則，中國共產黨用好推進自我革命的寶貴經驗，激勵自己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始終保持勇毅前行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進入新時代，黨帶領14億多人民實現全面小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不可逆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繼續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乘勢而上，砥礪前行，走好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趕考之路。”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國新時代新階段改革發展呈現新特征。越是在這樣復雜的局面下，越是要加強對未來可能遇到問題和風險的研判。為此，要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從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同時，充分利用我國發展的“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在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中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白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