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定公祠牌坊。吳芳龍 攝（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紀委監委供圖）

曾鞏紀念館內景，“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為王安石稱贊曾鞏文章的詩句。易舜 攝

　　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世人多知他是文學家，其實他還是一位清廉有為的官員、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學家。請隨我們走進江西省南豐縣的曾鞏紀念館，領略其文豪之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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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名賢 文儒世家

　　說到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首先令我想到的是這里產的蜜桔，個頭很小，甜蜜十足，一吃就停不下來。唐宋時期，南豐蜜桔乃進獻朝廷的貢品，而今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

　　帶著這一份甜蜜，我站在了盱江畔。盱江就是撫河。撫州，因撫河而得名。撫河是江西五大水系之一，其故道在大名鼎鼎的滕王閣下注入贛江，今天則由南昌市進賢縣的青嵐湖注入鄱陽湖。撫河發源于撫州市廣昌縣，一路向北流經南豐縣、南城縣、臨川區，再進入南昌市。

　　我曾順流而下，在廣昌縣聆聽了廣昌保衛戰中紅軍戰士為革命獻身的故事，在南豐縣游覽了曾鞏文化園，在臨川區參觀了王安石紀念館、湯顯祖紀念館。

　　直到站在了盱江畔，我才注意到這條河流的名字有不同的寫法，在廣昌人們寫作旴江，在南豐人們寫作盱江，一個日字旁，一個目字旁，若不經人提醒，很難注意到差別。兩者都有“大”的意思，旴江有《水經注》等文獻的支持，盱江有《漢書•地理志》等文獻的支持，古代兩字并用。倒是當地人的解釋頗為有趣，旴江流到南豐境內，有一條支流注入，于是就多加了一橫成了盱江。

　　南豐縣城主要在盱江西岸，東岸有一座南山，南山北麓有一處巖洞，相傳這里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與其弟幼年讀書的地方。今天這一帶已辟為曾鞏文化園，我帶著崇敬之心，叩開了文化園中曾鞏紀念館的大門。

　　映入眼簾的是位于紀念館大廳中央的曾鞏構思寫作的雕塑，其后的墻面上寫著一句詩：“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這是王安石寫給曾鞏的詩，盛贊曾鞏的文章如長江漢水，如天上北斗，氣象萬千，世所難比。

　　紀念館從曾鞏的家世、仕途、文章、思想四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要了解曾鞏其人，不能不了解其家族。南豐曾氏在譜系上遠溯孔子的高徒曾子，世以儒學傳家，至北宋英才輩出，在北宋政治史、文學史上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南豐曾氏雅稱“秋雨名家”，至今在南豐縣城中還能看到有老房子的門楣上書寫著“秋雨名家”四個字，自豪地告訴眾人本家姓曾，是大有來歷的。“秋雨名家”的由來，與曾鞏的祖父曾致堯有關。

　　曾致堯這個名字，很容易就讓人想到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輔佐明君、化風成俗，是古代讀書人的夢想。曾致堯這一輩人，名字中都有一個“堯”字。他官至禮部郎中、戶部郎中。宋太宗曾宴請曾致堯等大臣，提到經濟恢復、府庫充足時，太宗頗露得意之色。當時江南正遭遇旱災，曾致堯當即奏對：“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為富也”，倘若江南下一夜秋雨，就能緩解旱情，百姓得糧而生，這不是更值得高興的事嗎。

　　曾致堯之子曾易占雖然官職不高，亦留下千古美名。知信州玉山縣（今江西上饒玉山）時，曾易占很有政績，卻為知州錢仙芝不喜。錢仙芝要給各知縣考評，以此為由向曾易占索賄，賄至則有優秀的評語。曾易占斷然拒絕，反遭錢仙芝的誣告，此后雖然被查實受冤，卻因此罷官，閑居鄉里十二年而逝。

　　祖父、父親身上關心黎民生計、堅持清白從政的品質，我們還將在曾鞏身上清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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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經而鋤 玉汝于成

　　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位江西人，王安石是曾鞏的同輩，歐陽修是曾鞏的長輩，是他畢生敬重的老師。《宋史》記載曾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歐陽修對這位學生寄予厚望：“過吾門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

　　曾鞏十二歲時作的“論”，是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在北宋這一科舉社會中，讀書人要出人頭地、躋身仕途，必須經過科舉考試，因此很早就要投入準備，何時才能魚躍龍門，“十年寒窗”已是用時較少者。曾鞏得到功名，是在嘉祐二年（1057年），這一年他三十九歲。

　　在十七歲至三十八歲期間，曾鞏經歷了多重變故：父親失官、應試不中、身患重疾、父親去世。曾易占去世后，曾鞏上有繼母，下有四個弟弟、九個妹妹，負擔極重。好在得到洪州知州劉沆的幫助，他在南豐的南源買了一塊田地。曾鞏秉持著耕讀傳家的傳統，“帶經而鋤”，利用農事間隙讀書。

　　曾鞏寫于至和元年（1054年）的《學舍記》，交代了自己經歷的種種變故，在家事紛繁的情況下，他在名為南軒的簡陋草屋中捧書自學：“得其閑時，挾書以學，于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由這段話，我們可知曾鞏的志向實在不小，他讀書是為了習得修身之道、治世之方，他寫作力求獨出己見，要與古今名家并肩，只是由于家道中落、時運不濟，他暫時未能實現自己的志向。

　　當有人說他的南軒寒酸不堪時，他不以為意，居于卑巷窮廬，身穿簡陋衣裳，吃著野菜粗飯，曾鞏內心堅如磐石，因為他有志向，他在等待一個實現志向的時機。

　　時機終于在嘉祐二年來到。命運讓曾鞏備嘗艱辛，這次要給予他巨大的甜蜜。曾鞏攜弟弟曾牟、曾布、曾阜，妹夫王無咎、王彥深進京趕考，六人全部中舉，南豐曾氏一門同榜六進士轟動朝野。

　　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中舉的進士還有蘇軾蘇轍兄弟、張載、程顥、呂大鈞，這一榜被稱為“龍虎榜”，群星燦爛。這批進士此后的人生軌跡多有交集，結成一個互動頻繁的網絡，要理解北宋的文學、政治是無法脫離這一網絡的。

　　曾鞏的第一個官職是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寫于此任上的《思政堂記》可以看成是貫穿其整個仕宦生涯的為政理念。

　　嘉祐三年（1058年），曾鞏路過池州（今安徽池州），參觀了池州知州整修完畢的思政堂，此堂居北，知州在南邊的大堂處理政事，退堂后回到思政堂中思考自己的為政。

　　曾鞏認為，為政“始于思”，繼而“得于己”，“得于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于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己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于政哉！”為政者，己身正才能正他人。為政者，要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當到達很高的境界后，其政必合于道，不必再事后思之，而其政的影響力也不止于實際事務，而是能影響一個地方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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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民生 清正廉潔

　　在“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的觀念下，曾鞏為政多有成績。他曾在館閣中任職，但更多時間是在各地任職，足跡遍布越州（今浙江紹興）、齊州（今山東濟南）、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明州（今浙江寧波）等地。

　　我們不必一一列舉他在各地的政績，只需以二三事為證，便可知道他如何關懷民生、清正廉潔、公忠體國。

　　元豐元年（1078年），曾鞏就任福州軍州事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北宋延續前朝之制，設有“職田”，職田免稅，允許租賃，地方官從田租中可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當時福州雖然沒有職田，但官府開辟了一個菜園子，收獲的菜拿到市場上出售，每年也能賺三四十萬錢。盡管這是福州行之多年的舊例，但曾鞏知道此事后心有不安，他說：“太守與民爭利，可乎？”官員不缺這一份收入，官辦的菜園子卻會損害普通菜農的利益，他下令停辦菜園子，繼任者均遵其令，未再恢復。

　　當時福州寺廟眾多，廟產豐厚，要控制廟產就需成為廟主，而廟主要得到官府承認，由官府頒發憑證，一些人動起了歪腦筋，竟為此賄賂官員。曾鞏提出改革辦法，令僧眾相互推選，選出住持后，當面頒發憑證，以此堵塞官員受賄的可能。與此同時，還加強對僧眾的管理，嚴肅處理其賄賂行為。

　　元豐二年（1079年），曾鞏從福州到明州任職，明州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外商云集。他們在明州登岸后，往往要先去拜訪明州知州，并饋贈禮品。曾鞏禮貌地拒收了禮品，向朝廷建言應明確規定各地官府不得接受禮品。他并非為保全自己的清譽而拒收，而是站在國家的角度思考，收受禮品會給外商留下什么觀感，應向其展示大國“輕財重禮之義”“尚之以義，綏之以仁”。

　　曾鞏紀念館內有一件復制的《局事帖》，原件為私人藏家所有?！毒质绿肥墙裉煳覀兡軌蛞姷降脑栁ㄒ粋魇滥E，字跡工整，筆畫勁挺，恰如其人，平和堅韌。據書畫鑒定大家徐邦達的考證，該帖為曾鞏在越州通判任上所寫的一封書信，時間當在熙寧十年（1077年）之前。曾鞏在信中感謝收信人推薦自己回京任職。

　　任職明州后，曾鞏又到亳州任職，時間不長，除暴安良，恢復當地治安。元豐三年（1080年）九月，朝廷下令曾鞏移知滄州，途經汴京時，獲得宋神宗賞識，終于回京任職，次年遷史館編修。

　　在紀念館中看到曾鞏的史學思想時，我不禁感嘆，曾鞏真是一座豐富的寶藏，文學之外不僅有政事，還有史學。他奉命編修《五朝國史》，即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五朝史事，盡管第二年他就辭去此職，書稿未成，但時人道出了他的史才。友人林希在《曾鞏墓志》中說：“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曾鞏認為良史應有“四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

　　讀曾鞏的文章，我常覺得難，有時要讀好幾遍才知其意，因為他常有獨到的見解，切入的角度不同于俗，正所謂“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這種先苦后甘的閱讀感受，不夠淋漓極致、瀟灑得意，卻有艱辛登山終于看到山頂日出的樂趣。

　　參觀完紀念館，我又到讀書巖看了看，有朱熹手書的“書巖”“墨池”字跡。我不禁想到紀念館中提到的朱熹對曾鞏的評價：“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何世之知公淺也”，朱熹此語頗有惋惜之意。其實，曾鞏不止文高，德亦高，他是一位宗匠、一位廉吏，一篇常讀常新的文章。（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