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逄先生

　　韓石山

　　此文的題目，就是一個悖反，既是學生，就不必稱先生，稱了先生，必不是學生。

　　說得對，你看下去就是了。

　　我是真正當過老師的，在呂梁山區(qū)的一個縣里，十一二年間教過四所中學。這四個學校，恰好分布在一條季節(jié)河的兩岸，曾自豪地宣稱，我的學生一條河。在這個縣上，誰叫我老師，是真的還是應付，一看就清楚。出了山，誰叫我老師，都當作應付，但絕不會當面否認。同樣是叫老師，有的叫著叫著，還真有幾分師生之誼；有的叫著叫著，就成了路人；有的叫著叫著，就成了哥們，再叫老師，就得防備是不是藏著“禍心”。只有一個人叫我老師，至今也沒有弄明白是真的還是假的，此人便是這個逄先生，大名春階者是也。

　　逄先生很早就是《大眾日報》的編輯，曾編過我的文章。后來成了部主任，再后來成了什么中心的主任，似乎比部主任還要高半格。多年前，他在他們報上，寫一個“小逄戲星”的專欄。此專欄開張不久，我去濟南參加一個文學筆會。他的專欄寫到第六篇還是第七篇，像是卡了殼，先前寫的那幾個，多是文體界的名人，且以女性為多。要不要寫寫這個韓某人呢，該是費了一番腦筋的。不寫吧，還有點小名氣，寫吧，名氣似乎還沒有到“可觀”的份兒上。有一個亮點，助了他的神思。那些年，我因為批評了幾個也還有名氣的人物，正受到眾多人士的丑詆，就寫這個吧。他的專欄“小逄觀星”，寫的對象必須先封一個星號，前面的幾個都是借用了那種金燦燦的星的名字，對我自然是用不上，就用了個“臭豆腐星”。意思是好的，不外是告訴世人，此人雖則臭，但是像臭豆腐一樣，吃起來還是有一綹香味的。這樣的戲謔，我早就見怪不怪了，一概視之為，庸眾對他們的指導者的廉價賜與。別說叫“臭豆腐星”，就是叫“茅坑石星”，也不當回事。稱之為“臭豆腐”居然不惱，這讓逄先生甚是驚喜，過后讓我為他的一本書寫篇評論，也照辦了。一來二去，就成了哥們，但仍叫老師。

　　記者的職業(yè)，是寫高大上文章的，尤其是還有個官帽，更是要高大上。逄先生是學中文的，有文學情懷，總想寫點什么。相處久了，發(fā)現我這個人，在寫文章上也還有兩把刷子。寫高大上的文章，另有師傅；寫小說，另有高人可求教；寫幽默小品，不妨借鑒一下。從此之后，不叫老師了，改稱師傅，顯得格外親切。某年去了濟南，特意安排吃了一頓大鍋海鮮。寫下好文章，時不時地會發(fā)給我看看，若夸上一句好，必回應說，跟上師傅學下的。

　　別說，此公還真有點靈氣。近日發(fā)來一篇《鋼筆之訓》。是這么寫的：先說這些年用電腦，基本上不用筆了，他的“95后”學生、被稱為娜姐的小徐，送他一支鋼筆。拿回家給夫人看，夫人一看就笑了，說你的學生很有創(chuàng)意，照著你的體型挑的，矮胖墩，大鼻小嘴。先前光顧高興，沒細想，夫人一說，再看此筆，其體型還真有點像自己。給小徐發(fā)微信說了，小徐說，師母真這樣說的？哈哈。接下來寫有了這個鋼筆，用起來的諸多尷尬。比如記筆記時,用鋼筆歪歪扭扭劃拉幾下，很明顯是應付。一天不用，筆就搗蛋，需要不停地甩，甩了再甩，然后使勁地劃，才會出水。

　　還有一個毛病，就是用得多了，需要打墨水，有時一天就要打。一打墨水，手指頭會染黑，得擦上肥皂，洗幾次才洗得掉。太討厭、太煩人，于是改用圓珠筆。可圓珠筆寫出來的字，總覺得輕飄膚淺，沒有質感。煩躁過后，看著筆筒里的筆，覺得像是在訓他：要耐煩，要耐煩，一不耐煩就完蛋。末后發(fā)了個感慨：原來這支筆，是在磨他的性子啊。

　　發(fā)來是讓我看的，看了是讓我贊的。確實好，就贊了，說好文章，一有自我調侃，自黑，幽默，必是好文章。青，已勝于藍矣。春階回復說，師傅引路，自嘲，自黑。

　　隔了一天，又發(fā)來一篇叫《耐煩廬記》。說他這個人，性子急，脾氣暴，愛上火，貌似霸道；順了心，開口笑，來了煩，輾轉懊惱。這德性，毛病在浮躁。說了一通不耐煩的壞處之后，引用汪曾祺回憶沈從文先生的一段話，說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稱贊他人，也常說“要算耐煩”。沈先生一生的成功，全在“耐煩”二字上。隨后說，天才人物，尚且以耐煩為要，愚鈍如我輩者，怎敢懈怠。真該時時記著，以煩作砥礪之石，磨磨自己的性子，于是將書房命名為“耐煩廬”。某年春天，赴西安拜訪賈平凹先生，請其書“耐煩留心”四字，裝裱之后，懸之于壁。每日見字如晤，是在提醒自己，要耐煩再耐煩。文章中還附了賈作家這四個字的墨跡。

　　春階以為我定然還會夸贊一番。我也確實想過夸上兩句。又想，既然說我的學生，就是假裝，我也假裝一回老師。于是回復說：這不是我的文風。這叫變相的自夸，還要拉上兩個名人墊高自己。俗了，俗不可耐，哪能耐得煩躁。他倒好，一點也不惱，回復說：哈哈，師傅批評的是，改正。

　　就這一點，還像我個學生的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