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智慧》：發掘與實踐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

　　《儒者的智慧》，郭齊勇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書是當代儒學大家郭齊勇先生的一部“叩其兩端”之作。一方面系統解讀了傳世儒家經典《禮記》中的《中庸》《禮運》《王制》諸篇以及出土儒家文獻《五行》；并博采中西，探討了《論語》中“親親相隱”的倫理觀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另一方面介紹了明代大儒王陽明對儒學的發展及出色的事功；對“現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的學術、交游及成就影響也作了系統梳理。

　　“大家小書”是“大家寫給大家看的書”。“大家小書”的特點，袁行霈先生在“總序”里講得很清楚：“大家小書”，是一個很俏皮的名稱。此所謂“大家”，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二、書是寫給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讀物。所謂“小書”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顯得小一些罷了。若論學術性則不但不輕，有些倒是相當重。如郭齊勇著的《儒者的智慧》，不僅系統解讀了傳世儒家經典《禮記》中的《中庸》《禮運》《王制》諸篇以及出土儒家文獻《五行》和《論語》中“親親相隱”的倫理觀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還系統梳理了“新儒家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的人格境界及學術影響。

　　“儒家的學問不是紙上的東西，不是書桌上的東西，它要躬行實踐，它是我們內在的修養，自然體現、呈現在我們的日常行為與待人接物當中。”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及國學院博士生導師郭齊勇教授認為，現代新儒學思潮，大體上有三代學人。第一代學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屬于一個“文化共同體”。不同于一般書齋里的學者或只知“子曰”“詩云”的迂腐儒生，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更加關注現實，注重“知行合一”。不僅在中國社會問題上，對中西文化他們也有著深刻的理解。

　　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依自不依他……（熊十力《十力叢書：十力語要》）”，“……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書》）”郭齊勇教授認為，“三先生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對西學的沖擊……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盡管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三先生復興國學的志向因時勢所限而不可終遂，但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們以民間書院（如梁先生的勉仁書院、馬先生的復性書院）為依托，或謹以信義相維系，構成了某種“文化共同體”：梁、熊、馬三先生之間有密切交往，他們的弟子間也有密切交往，成為一個學術群落。

　　為政者治國，不僅僅局限于強制，這是儒家的理想。正如郭齊勇教授所言，我國“是一個以禮治為主的國度。法制如沒有文化禮樂，沒有這樣一個價值系統，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的法還要根據于我們的情、人、人性。”證之于史，此言不虛。西漢文史散文家桓寬根據昭帝朝“鹽鐵會議”整理編著的《鹽鐵論》中不但記錄有法家和儒家的辯論，還從《春秋繁露》《公羊傳》里“推衍”出父子相隱──地節四年，宣帝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不判死刑），皆上請廷尉以聞。”“親親得相首匿”不僅正式成為中國古代的法律原則和制度，還為后世法律所沿襲。其中，《唐律疏義》不僅確立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其相容隱的范圍還較之漢朝進一步擴大。至清末、民國之法，所規定的親屬匿罪、拒證特免權，都是對“親親得相首匿”的繼承與發展。

　　儒學作為中國文化之精神核心和價值基礎，在歷史上一直有一種生活化的存在形態，這是其所以能因應時變不斷自我調整，垂兩千余年而不墜的活力源泉。在《儒者的智慧》中，郭齊勇教授既對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地下之新材料”，與經學詮釋方式、中國哲學的關系予以討論，又與傳世文獻相比照，以嚴謹的學風討論了先秦經典與天道觀、天命論、心性論與身心觀等儒家精髓，還較全面地研究并體悟先秦各家關于三材之道、終極信仰，并在《郭店楚簡〈五行〉的身心觀與道德觀》一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關聯，揭示圣德相對于仁、義、禮、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統合與生成之意蘊，見解頗為獨到。

　　郭齊勇教授數十年來沉浸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研究。在“王陽明與《傳習錄》”“《中庸》及其現代意義”“再論‘五行’與圣智”“‘親親相隱’與‘大義滅親’的倫理與法理之反思”等篇章中，郭齊勇也不是簡單地爬梳“新材料”，而是以獨特而多維的視野與方法，予以新的發掘、研讀與詮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陳寅恪先生亦有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我認為，《儒者的智慧》不僅給予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還生動地詮釋了當代儒者的責任與使命。（劉英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