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的流變

　　朱曉劍

　　《世說新語》是一部讓人著迷的書，故歷來多有學人對其有解讀。

　　眾所周知，《世說新語》所記載的人和事是零碎的，也是片段的，分布在三十六個門類當中，而這正是董上德在《世說新語別裁詳解》里所著重關注的地方，將散落在不同條目中的人和事匯總起來，將“某個人物的故事，大體依照其生平經歷，重做整合，參以正史，結合劉孝標注文的一些重要信息，詳細闡釋或辨析”，給名士們的生活按照時代秩序還原，如此的別裁就多了些許意蘊。

　　在這部書中，董上德的名士排列是依照東晉袁宏《名士傳》借鑒而來，大致分為正始名士、竹林七賢、中朝名士，為更全面反映魏晉名士的狀態與生活，董上德增加了東晉名士，由此拼接出魏晉名士的全景圖。

　　按照魏晉名士出現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同為名士的一員，在不同的時代所表現出來的性格也是有極大的差異。正始時代的幾位名士喜談玄學，“他們的談玄引領著兩晉的學風，深刻影響了士大夫們的精神世界。他們是玄學的開創者，也是后世清談家的偶像。他們的言談及其方式被尊為‘正始之音’。”竹林七賢活得很有煙火氣，“正是俗，才顯得他們是腳踏實地的活人，而不是世外隱士。更不能忽略的是，他們的俗的背后或許還隱藏著某種反抗意志的血性，還閃耀著令世人追慕的人格審美之光。”這是他們身處在魏晉這個千年大變局時期，面臨著亂世和人生抉擇。到了中朝名士時期，社會趨于穩定，這種變化讓名士們的生活也在發生改變。東晉名士則聚焦東晉的兩大門閥“王謝”，從他們的代表人物中可看出當時的政治活動與日常生活，故可觀察東晉的具體語境，解讀魏晉名士的最值得關注之處就在于細微之處，當我們穿越歷史的時空，就能看到一個魏晉時代的文化風貌。

　　魏晉時代的名士生活，既有奢侈的一面，也有雅俗的方式。不過，在董上德看來，魏晉風度是隨著時代的演變而發生細微的變化，具體到某一個名士，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也是有著微妙的差異。比如山濤與嵇康同為竹林七賢，當山濤出來做官時，還著力舉薦嵇康。嵇康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的交往誠然是悲劇，但在嵇康遇害之后，山濤頂著非議，關照嵇康之子嵇紹的成長。這其實反映出他厚道的一面。又如王衍名聲很大，但“清談誤國”，以至“狡兔三窟”成了他的代名詞，為當時的人們所不齒。樂廣崇尚儒學，與王衍有別，但因他是成都王司馬穎的岳父，當發生“八王之亂”之后，其人生有無奈有悲哀有悲劇。這也說明即便是名士，他們一生也是深受大時代的影響。

　　復雜、多元構成了魏晉時代的文化特色。從中華文化史上看，這個時期沖破了漢代儒家一統天下的局面，綜合儒、道、名、法的道路，思想的豐富性也讓人們的精神世界變得博大而有趣起來。今天，不管我們將《世說新語》當成人物故事，還是志人小說，都不難看出書里所講述的人物是那么的鮮活有味，仿佛就活生生地在我們身邊一般。同時，我們也不妨將名士的生活，當成一個個名士的傳記來品讀，這也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魏晉風度的流變。這種風度在以后的歷史上幾成絕響，這也是后世所追慕那個時代的重要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