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別的書院訪古之旅

　　《青山流水讀書聲》代跋

　　這本書的內容，起自北宋范仲淹睦州興學，收至民國夏震武在富陽興辦靈峰精舍。從書院的傳統使命開始，以恢復書院的傳統使命結束。一千余年間，這幾乎就是中國書院走過的全部歷史，杭州有幸，成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城市，這個城市里，儒家和書院文化是它們共同的精神紐帶。

　　用辯證的歷史觀，去看待歷史上的這些人物以及事件，是我在這本書里想要突出的一個重點。張士信在西湖書院興廢歷史中的作用，被我在這本書里予以了突出，目的正在于希望借此表明我辯證的歷史觀。張士誠張士信兄弟在短暫管理杭州期間，在文教振興方面的功績是不容抹殺的。張士信曾任西湖書院教習，深知文教的重要性，得知軍隊入駐西湖書院后，頂住壓力，遷移軍隊，恢復書院，這樣的善政使西湖書院很多珍貴的文獻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值得肯定。

　　清朝年間，康熙乾隆兩個皇帝一共12次南巡，杭州是兩帝南巡的重點城市，其中的故事和傳說資源非常豐厚。但是，在具體寫作時，我還是作出了取舍：只將其作為書院及其人物故事的輔助線，而不是主線來寫作。盡管事實上，他們對推動杭州書院的發展，發揮了“至高無上”的作用，但是，解讀他們的書院發展及其文教政策的本意，我們發現，他們使用“至高無上”的皇權，對書院教育予以重視，不外乎通過這些手段籠絡江南士人，使其心悅誠服地歸附，而并不完全出自于真心誠意發展文教、為國家培養人才。他們的貢獻，某種程度上，還不如那些為政在實的地方官員。這是我的歷史觀，也是我的取舍之道。

　　晚清及民國歷史線中，對傳教士在杭州文教發展中的認識問題及對夏震武的價值判斷問題，也是我辯證歷史觀的一種。美國傳教士裘德生在杭州辦學的時間線，正是中國人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關鍵歷史時期，出于對洋人的仇視以及對西人“奇技淫巧”的蔑視，裘德生及王令賡在杭州的辦學歷史直到近年才被有心人發掘，即便如此，很多杭州老百姓，對這段歷史也并不是完全了解。其中原因，顯然并不簡單，或許出于偏見，或許出于有意識的抵觸，但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開端，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裘德生這樣的傳教士啟蒙的。

　　而夏震武在就任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監督時，因“庭參禮”而與教師發生矛盾，魯迅更成為這場矛盾及斗爭中的中堅力量。孰是孰非，今天看來，并不影響我們對夏震武后來興辦靈峰精舍的評價。但由于長久以來形成的因事及人的歷史觀，夏震武創辦靈峰精舍的歷史被淡視，我在這次講故事的過程中，拋開“庭參禮”事件的影響，予以標出之，正是秉持的不因事廢人、不因言廢人的歷史評價觀點。

　　另外，我在這本書里嘗試著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創新。一是對部分儒家人物認知上的創新。如針對趙孟頫，歷來突出他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而對他作為地方官員，在振興文教事業上的事功，或者基本不提，或者只是淺淺的一筆帶過。在這本書里，我通過考察他在濟南以及浙江儒學提舉兩任上的經歷，圍繞他的朋友圈，對他在杭州文教振興上的成就給予了創新性肯定，尤其是他多次往返于大都與江南的經歷，對南北文化交流及其溝通實際發揮的宗師級代表人物作用，進行了特別標明。我希望這個創新性發現，隨著對趙孟頫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他在杭州任浙江儒學提舉近十年經歷研究的深入，有更多實際成果涌現。二是對地方官員作為認知上的創新。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一個地方官要有所作為，我認為文教事業是他不能忽略的重要抓手。古往今來，凡是身后被民眾感念的地方官，大都特別重視地方文教事業等民生問題。在這本書里，除了那些有影響力的儒家文化代表人物，我還特別提到了一個官員群體，他們在治理地方時，以書院等文教事業發展為牛鼻子，為書院也為自己，贏得了千秋之名。他們很多本身就是具有很高儒學修養的士大夫階層，他們構成了一個地區繁榮發展的另外一條重要的脈線。從甘士階到張鵬翮，這一條脈線，是我認為的地方官作為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在這本書里特別要亮出來的關鍵人物譜系。

　　這次關于杭州書院和儒家文化的書寫迫使我思考：究竟何為儒？“儒”字拆開，分別是“人”“雨”“而”和“需”四個字。“而”字作名詞時，有能力、才能的意思。如此，連起來，我覺得，“儒”的意思就是，那些發揮自己的才智，為了人民的需要，成為人民及時雨的人。

　　以此考察，這本書中陸續出場的人物，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大儒：翁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胡瑗、朱熹、輔廣、黃幹、詹儀之、趙孟頫、吳澄、王守仁、洪鐘、顧憲成、陸堦、袁枚、阮元、俞樾、章太炎、龔自珍……

　　（責編： 常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