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奔馳之力延續到無物的荒野

　　　作者：許陳穎

　　打開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遠心姑娘明朗的笑臉與想像中疾馳的棗紅馬交替出現在我眼前。王夫之說：“能興即謂之豪杰。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這是遠心的狀態——她的心靈始終自覺地在尋找一條超越日常生活的瑣碎、枯燥與平庸的路徑。換言之，藝術創作的發現與激情替詩人轉化了日常生活的刻板與重復，舒展了她的天性、情感與想象力。

　　對于從未到過內蒙古的人而言，對那片土地的想象來自影視或各類書籍。這種想象與廣大寬闊的草原有關，與奔騰的蒙古馬有關，與策馬揚鞭的自由自在有關。遠心以“馬”的意象貫穿全書，是對這種文化想象的感性闡發，并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與蒙古草原上富有活力、自由的、生機勃勃的文化因素聯系起來，使她的精神立場具體化、實踐化。遠心雖然是河北人，但她1994年就隨父母來到呼和浩特。內蒙古不僅是她地理學意義上的第二故鄉，更是她的精神故鄉。她對蒙古馬的描寫，不再是一種空洞的文化想象與書寫，而是立足于真實的生命體驗。“野”是詩集中出現率很高的詞，無論棗紅馬，還是青馬、白馬、紅馬，詩人渴望表現的是它們野性的部分。什么是“野性”？它對應的是不被馴服，是生命的大自在，是萬物的本源。而這，恰恰是詩人內心之所向往。蒙古草原上的“野馬”與詩人內在所蘊含的生命活力互相對撞時，“蒙古馬”這個富有活力的傳統意象就迸發出現代的精神光輝，并以詩人心靈為中介，轉化為具有審美意義的藝術世界。這種生命活力，能喚出王夫之所說的生命之“興”，也是詩人審美理想所要到達的遠方，足以“讓奔馳之力延續到無物的荒野/與天宇間雷光星云的奧秘對壘”（《我命中的棗紅馬》）。

　　遠方即彼岸，世俗之人未必能擁有。“一匹野馬的魂靈注定與無邊的野草共生/而我不是野草，不是草原”。“我”是誰？我不過是現實中的大部分人，根植于特定的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刻板性與慣例化，很容易就成為王夫之所說的——“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在中國傳統文論中，無論是李贄的“童心說”，還是石濤所提倡的“至人無法”，都暗含著普通之人對日常陳規舊習的顛覆期待。現代社會雖然不同于傳統時代，但現代文明的進步與人性中自在狀態的受損是同時并進的。日常生活的專業化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導致人的活動范圍的日漸狹窄。同時，商業社會對物質需求的激發進一步冷落了人們自己的精神需求，生命的活力必然會受到限制。而遠心說“野馬是命運的疆域”“寓言像一匹野馬”，“野馬”成為起興的理由，野馬成為通向遠方的路徑甚至就是遠方的象征。

　　詩人清晰地知道：“這幾乎沒有可能/讓一匹野馬入廄，廄中。”站立在草原上的每一匹蒙古馬，它們都不是真正的野馬，而是被馴服又在草原上野放的馬。它們身上的“野性”，雖然有著被人類馴化之后的智慧與忠誠，但無邊無際的蒙古大草原依然是它們野性張揚的家園處所。詩人給蒙古馬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定義——“在人類與荒野之間行走的生靈”。這是詩人基于生命體驗之上獨特的文化想象。一旦離開草原、離開荒野，野性消失之后的蒙古馬還能稱之為馬嗎？這讓我想起詩人劉偉雄的《倒在南方街頭的馬》，一匹在南方都市街頭賣藝的馬：“它會不會想起草原就落淚/它們在水土不服中是不是會有越獄的沖動……它也不可能奮蹄飛奔/這些水泥森林林立的路障將遮蔽/所有回鄉的路。”當蒙古馬被迫離開大草原，被徹底圈養野性蕩然無存之后，家園就成為永遠無法抵達的他鄉。詩人借“馬”的死亡強調了現代人在都市的生命困境。這匹“南方的馬”與遠心北方的“棗紅馬”雖然在表現形態上不一樣，但在所要表達的內在主題上是關聯的。遠心多次提到野馬：“野馬不經過任何人的門前”“野馬只擄獲那個去流浪的人”“我有一群蒙古野馬”。她對“野馬”的判斷和悉心描摹，對野馬“興發”狀態的向往，正是基于對生命自由境界的向往與追求。

　　海德格爾說：“詩人的天職就是返鄉，唯通過返鄉，故鄉才作為達乎本源的切近國度而得準備。”遠心和所有優秀的詩人一樣，渴望在現實生活之上探尋一條由遮蔽到澄明的心靈返鄉之路。不同的是，遠心循著內蒙古大草原尋覓到真正的野性，發現行走在天地之間、未被馴服的野性化身——“我命中的棗紅馬”。在野性中喚起生命的“興發“狀態，因興發感動而生氣飽滿，從而抵達生命亙古的詩意自在。

　　（作者許陳穎，寧德師范學院漢語言文學系主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福建省美學學會理會，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常務理事，寧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