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緹縈的）上書轉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憐憫她的孝心，下詔說：“我聽說堯舜的時候，只在犯人的衣帽上畫上特定的標志，與別人的有所不同，民眾就不犯法了。為什么呢？因為政治清明到了極點。如今法令有刺面、割鼻子、斷足三種肉刑，犯法的事卻屢禁不止，問題出在哪兒呢？不就是由于我的德義淺薄教化不力嗎？我深感慚愧。所以說訓導的方法不完善，愚昧的人就會走向犯罪。詩經上說：‘平易近人的君子才是老百姓的父母’。現在人有了過錯，還沒有教化就施加刑法，使得想改過從善的人無路可走。我很憐憫這些人。刑法使人斷裂肢體，毀壞肌膚，終生不能恢復，這是多么殘酷、多么不仁義啊，這哪里稱得上是為民父母的意思啊！要廢除肉刑。”

　　【小識】

　　事情源于一樁公案。

　　漢文帝劉恒時期，齊國的太倉令淳于意犯了罪，朝廷派人把他押到長安拘禁起來。他的小女兒緹縈（tí yíng）隨父親一起來到長安，給當時的漢文帝上書說：“我傷心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復生，受了肉刑的人斷肢不能接上。我請求沒入官府為奴婢，來抵我父親應受的刑罰。”

　　一個罪犯親屬的上書，很快能到達漢文帝的手里，源于他聽取意見的渠道暢通。登上天子寶座不久，他就廢除了因言獲罪的法令。而由于緹縈的意見，他又取消了肉刑，也算是“從諫如流”了，不僅如此，他還把社會治安不好的問題，歸結為自己德義淺薄、教化不力，因此而“吾甚自愧”。難怪司馬遷感嘆漢文帝“德至圣也”。正是因為他和后來的景帝采取了一系列讓利安民、減負濟貧的“王道”，才有了彪炳千古的“文景之治”，為漢武帝拓疆擴土、揚威海內的大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玄承東）